七月下旬，洪熙帝的大丧结束，在宣德帝主持的第一次朝会上，杨士奇被晋升为少保，杨荣和金幼孜为太子少保。

这可谓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使得内阁大学士通过加衔再度提升了品阶，而且内阁首辅杨士奇由于少保的加衔，在品阶上已经超过了那些加衔低于少保的六部尚书。

洪熙帝时，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给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都进行了加衔，以提高其官阶。

于是，杨士奇兼礼部左侍郎，杨荣兼太常寺卿，金幼孜兼户部右侍郎，官阶从正五品跃升为正三品。

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大学士“兼”的尚书、侍郎等职务为虚职，只是一个加官而已，用来提高本身的品级，并不处理所加官职部院的事务。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内阁是一套机构，内阁阁员在文渊阁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议政权。

而府六部是另外一套机构，尚书、侍郎和都督在各大部院衙门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行政权。

双方是两套平行的系统，互不统属，各司其职。

先不说有人要是同时在这两个机构担任要职的话会分身乏术，如果相互间可以进行兼任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设立内阁了，直接让六部尚书来充当内阁阁员的角色皆可。

可如此一来，议政权和行政权还是都落在了六部的手里，使得六部权力过大，容易滋生**，尾大不掉，故而皇帝要进行分权。

必须要先说明的是，礼部尚书的情况有些特殊，另当别论。

因此，内阁和六部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

至于后来为何内阁时常会凌驾于六部之上，要想弄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还要从内阁的特殊性质来说起。

内阁成立之初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的阁员并不一定要在五府六部里做过事情，例如杨荣和杨士奇，就从未在六部里担任过职务，而是以翰林的身份直接入阁。

后来，由于内阁权势日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侍郎、尚书才有资格入阁，这就使得内阁和六部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起来。

而一旦六部的侍郎、尚书入阁后，那么他们将从六部离职，不再担任六部中的职务，会有新的尚书或者侍郎来取代他们，不过他们在六部的职务通常成为一种表示荣耀的加官。

例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在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后，吏部尚书一职由熊浃接任，这意味着许赞不再是吏部的人。

入阁后，许赞的身份是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由此一来，大明看上去就有两个吏部尚书，但由于许赞是大学士，故而他的吏部尚书只是一种加官，并不能干涉吏部的部务，吏部的部务由熊浃主管。

进入内阁后，许赞手中的权力大减，这使得他不由得哀叹，“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故而，许赞在嘉靖二十四年就引职乞休，并且忤逆了嘉靖帝让他留任的旨意，落职闲住，足见其在担任吏部尚书和大学士时权力待遇的巨大反差。

通常来说，吏部尚书位于六部尚书之首，号称“天官”，故而吏部尚书一般不入内阁，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以次之的吏部的侍郎入阁。

因此，像许赞从吏部尚书的位子上入阁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

而那些挂着吏部尚书头衔的大学士，基本上都没有在吏部担任过尚书，只是一种表示荣誉的加衔而以。

在六部尚书中，最为清闲的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反而最容易入阁，而礼部尚书通常会成为首辅。

如果六部的官员入阁后依然“兼任”着六部的职务，其在六部的职务没有被新任的官员取代，那么官衔之间就不能用“兼”字，而是用“掌”或者“判”等差遣用词。

以高拱和方献之为例，两人是大明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以吏部尚书入阁，并且还依旧在吏部担任着尚书的人，名为“掌”部事。

不过，方献之很快就不再兼任吏部尚书，而高拱则属于隆庆皇帝的特殊照顾。

至于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他们担任大学士的时候虽然都有吏部尚书的头衔，但那是加官而已，并不负责吏部的事务，吏部有一位实职尚书在处理日常事务。

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礼部事务清闲，而且权力有限，故而礼部尚书入阁后时常会保留其礼部尚书的职务，既是内阁的大学士，同时也是礼部的尚书，属于特例。

洪熙帝时，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的官阶还位于六部尚书之下，与六部侍郎平齐。

以杨士奇为例，他担任大学士只是正五品的官阶，加官礼部左侍郎后成为了正三品的官阶。

当然了，杨士奇的礼部左侍郎是一个加官，并不是实职，故而不管理礼部的事务，礼部的事务由一名实职的礼部左侍郎处理。

正是由于有这种加官的体系，故而明朝历史上同一时期会出现几个人拥有同一职务的现象，不过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官职是实职，其他的都为虚职，属于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