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发动之初，沈哲子便写信给庾怿送去，提醒他可以趁机拔掉赵胤这个被王导安插在历阳的钉子。庾怿此举虽然显得蛮不讲理，但王导眼下已经被各方镇问责闹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集中力量对付庾怿。

占据了历阳之后，庾怿所面对的局面才豁然开朗，虽然眼下还没有被正式任命为豫州刺史，但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且有了这个举动之后，原本因为历阳叛乱和庾亮之死而笼罩在其家头顶的阴霾便被一扫而空！

虽然眼下庾怿还达不到历史上庾亮坐镇豫州的权势，但底子已经搭起来了，接下来只需要稳扎稳打的经营。

当然，这看似莽撞的举动，背后也是隐藏了大量的权衡。一方面是最直接的实力对比，历阳因为苏峻的叛乱已经破败不堪，赵胤待在那里也只是占据一个位置而已，其实并没有太强的军力支持。

可是庾怿麾下却有一万余兵众，有在京口征召的部分流民帅队伍，也有原本的宿卫成员，当然也少不了历阳部的败军。凭庾怿自己是组织不起来这样强大军力的，像是徐茂所部、匡氏旧部还有那一部分宿卫，都是沈家帮忙经营起来。

两家现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彻底的合流，更不要说还有庾条与沈哲子的利益合作。

当然，单纯的军力并不足以支持庾怿此次驱逐赵胤的军事行动，要知道，江州还有一个王舒蹲着。

因为到任后便与江州本地人彻底的合流，王舒甚至连王导在建康的困境都视而不见，所以对江州的掌控也很顺利。江州军实力摆在那里，远远不是庾怿那万余众的杂牌军能够匹敌。

如果王舒态度强硬的反对庾怿过江，那么庾怿就算驱逐了赵胤，也还是要怎么过去的就怎么退回来。

所以在庾怿发动的时候，沈哲子老爹沈充也将东扬军调防到了接壤江州鄱阳郡的新安郡，给予庾怿支持。

与此同时，庾怿到任的时候便征辟了陶侃的儿子陶旗担任长史，彼此之间维持了一个融洽关系。当然这还并不足以让陶侃完全的支持庾怿过江，所以台城这里还要运作一下，再给陶侃的一个儿子争取一个位置。

至于建康城这里，皇太后虽然与母家有了隔阂，但也乐见兄长能够坐镇西府。而台城里，几名台辅都被方镇的谴责闹腾得难受，更不能团结起来强令庾怿滚回去。

因为有这么多条件配合，庾怿过江才能做成定局。

至于纪家收获的好处，那也是显而易见。原本这一场乱事中最为重要的陶家被一举拿下，陶回父子俱已成擒已是必死之局，只剩下一些偏远旁支，难扛大旗。有了这样一个惨烈的例子摆在面前，那些丹阳人家已是各自鸟兽散去，不足为患。

如今时局中的丹阳旧姓，纪家已是硕果仅存，除了一些投靠过来的人家以外，其余人家一方面要承受台中仍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清洗意外，又因为大量物资涌入建康而资财大损。

最起码在营建新都这一件事情上，已经再也没有人家跳出来旗帜鲜明的反对。

至于沈家，在这一场乱事过后，势位倒是没有太大提升，但是却彻底掌握了营建新都的控制权，接连通过了几项重大的决议，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营建坊市。

在沈哲子原本的规划中，新的建康城是应该有东、西两个大交易区。既然是交易区，自然要选在人烟密集、交通便利的繁华区域。只是这样的区域，土地实在不好征集，早先为了避免加剧冲突，只能将计划暂且搁置。

可是现在，台面上已经没有了人反对，因而台中很快就有了决定，而且可以顺势解决好几个问题。

长达几个月操纵物价，民脂民膏搜刮的太狠。如今堆积的物资开闸流入市场，小民之家却已经没有了购买力。不过沈哲子也准备好了，官营放贷。由少府平准令牵头，各家捐输资财，组建益民仓，都中民众以籍名、宅地为质押，可以借贷数额不等的财物。

如此一来，既掌握户丁，又掌握宅地，同时增加这些民众的购买力，各家都有囤积，局势便能很快平稳下来。等到新的居住坊区建成，可以比较顺利的将这些质押宅地的民众搬迁安置。腾出来的土地，便可以用来建造坊市了。

这些土地，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的，但是使用权已经落入到沈哲子和他背后的吴中人家手里。当然，早先操纵物价所得之利也因此荡然无存。

虽然在当下，沈哲子哪怕是动用武力驱逐民众、强行征地也能做到，但这样一来会造成不必要的动荡，二来也没有必要再去侵占这些小民本就所剩不多的财产。

他只是抹去了这些民众的选择权，而在一个政治形势和地缘关系都极为紧张的环境中，小民拥有选择权未必是好事。就像丁营中那些劳役，他们如果不是受到煽动而选择作乱，便不会遭到屠杀。

每个人都只是大时代的一个小音符而已，如果不能融入到一个主旋律，注定只是一个必然会被清除掉的杂音。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捍卫和使用自己的选择权，那么这权利只会让他送命。

世道无论好坏，大多数人从来都是被奴役。文明的进步，只是在美化奴役的手段，让人情感上更加好接受一点。沈哲子选择利诱，而不是挥起屠刀驱赶，这是他对这个时代保留的一点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