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当乱世将起，当权者总要大搞土木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加强人身控制的一个手段。因为将要失控，所以要加强控制，可是王朝危机一个基调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并没有土地安置，只能选择营建，但这种不合时宜的强硬手段往往会引起猛烈的反弹，反而让动荡来得更加激烈。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加强对小民人身控制的同时，能够找到一个目标发动战争，一方面通过战争来转移矛盾，更加强对人身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掠夺财富补充自己，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在后世，便有不只一个相当成功的模版。

可是在古代却有一个相当让人无奈的限制，那就是在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动手、值得掠夺的对象，最大的肥羊就是华夏自己。所以每当用到这个手段的时候，往往就是内乱开启之时。

沈哲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象，那就是占据中原的羯胡。眼下虽然并不足以对羯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羯胡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向的震慑，让江东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的掀桌子。一旦再搞大规模的内战，大家一起玩完。

温峤感慨这么大的工事居然没有造成劳民伤财，但这在沈哲子看来，却是理所当然。

首先劳民伤财本就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没有一个标准，往往被反对者拿来当作一个借口打压对手，而且一旦上升到军事对抗，劳伤肯定更大。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一茬了，胜者有道，败者无道。可是现在，即便有人嘴上叫嚣，但却没有人敢挑动战事。

其次就是民众们在大乱之后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工作，他们需要一顿饱餐。如果朝廷掌握着足够的耕地，选择屯垦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耕地，那么只要能够满足他们这一个生存需求，又何必纠结于形式的不同？

第三则就是，任何种样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只要能够将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哪怕本身不能产粮，也可以用这些劳动成果进行交换。

或许建康城在营建的过程中自给性不足，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对建康的粮食输入进行一个封锁，沈哲子这么做也就是自蹈死路。可问题是，吴中粮仓本就是他家的基本盘，根本不存在这个隐患。

他反而可以通过这种利益交换，来打破江东那种由来已久的地域壁垒，比如大量引吴人到建康来，还有让江州人家加入到时局中来。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够让江东各个地区加强往来，彼此进行互补，成为一个更紧密的整体。

民众们有了工作，有了活路，人心自然安定下来。至于说到劳民，究竟是垦荒工作量大，还是修城工作量大，这一点真的不好比较。衣食住行，人生四样大事，抓住任何一个点，努力就会有回报。

相对于从头开始屯垦荒地，久久不见收获，将建康城修建的尽善尽美，从而吸引四方的物用资源。从当下而言，后者的操作性要更强一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因为朝廷就算组织屯垦，可能连农具粮种都配发不齐，可是一旦确立了屯田事宜，随之而来就是附加在田亩之上的赋税。两手空空，无粮做种，这才是真正把人往绝路上逼。

沈哲子只是用了一个更迂回的手段来达成赈济的目的，而且通过有序的调度和明确的分工安排，让这些民众们有了服从于纪律生活和生产的经验。未来如果有将之约束成军的必要，那么已经有了一个前期的铺垫。

说实话，他也确实有打算组织一个庞大的工兵团过江去。因为在野地浪战的话，没有大量的骑兵建制，是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如果能够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效果要远远好过奇兵突进，对于收复地的掌控也能更有利。

以羯胡的那种权力构架，当其面对一个韧性十足、时时进取而又击之不溃的对手时，就算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也很有可能自我崩溃。

但是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太依赖于后勤和江北地方上的支持。对此，沈哲子也没有太好的设想，与涂中人家的交涉也是一次试水，成效如何，还有待观望。